紫砂文化历史的演变
紫砂壶茶器是中国茶文化的骄傲,它永远是中华民族茶文化史上闪烁光芒的灿烂明珠。
紫砂壶茶器制作中的艺术化变革,不但扩大了茶文化的思想内涵,而且丰富了茶文化精神的外延空间。中国茶文化本身追求朴拙高尚的人生态度,但唐宋时期繁琐的茶饮礼仪形式挤掉了茶人的精神思想,留下的只是茶被扭曲的程式形态,喝茶是在“行礼”,品茗是在“玩茶”。而紫砂壶茶器的风行,打掉了繁复的茶饮程式,一壶在手自泡自饮,文人在简单而朴实的品饮中,可以尽心发挥思想,体验紫砂自然的生命气息带给人的温和、敦厚、静穆、端庄、平淡、闲雅的精神韵律。
紫砂壶茶器的风行和推广,也带给壶艺以变革。自时大彬起,一反旧制,制作紫砂小壶。周高起《阳羡名壶系》说:“壶供真茶,正是新泉话火,旋瀹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冯可宾也在《茶笺》中对紫砂小壶的盛行趋势作了说明:“茶壶以陶器为上,又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紫砂小壶的精巧,带给人不光是茶的真味,而且融汇着天、地、人、茶的统一意念。
宜兴紫砂壶茶器,是绚丽的中国茶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不但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发展的灿烂成果,也是华夏文化进步的综合结晶。它的创始与兴盛,即是茶文化历史演变的必然,同时也对茶艺形式、品位、情趣的提高有关极大的推动力。
清代宜兴茶贡的逐渐终结
在整个清代的几百年中,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宜兴茶业也起起落落,在逐步退出宫廷贡品序列的同时,也因战乱和社会动荡,真正走向了低谷。在清初,清政府对宜兴贡茶是“本朝因之,贡芽茶一百斛。”从中可以看出,清初贡茶数量十分有限,同时清朝王室对历代以来形成的进贡惯例也进行了改革,清代的贡茶并不是由茶农“拜表进贡”,而变成了当地地方政府的一项公差。
清代时期由于茶叶生产在全国的普及,先进的制茶技术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因此各地名茶不断涌现。清代到康雍乾时期,对贡茶已不再采取单一品种的专项进贡,而是凡“佳品皆贡”,例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南巡苏州,就发现了当地的“吓煞人香”品质上乘而名字欠雅,而赐名“碧螺春”,从此苏州洞庭碧螺春名满天下,年年进贡。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微服私访至杭州品尝到了龙井茶,特加封18棵茶树为“御茶”,从此西湖龙井声名鹊起,每年进贡剧增,在全国影响越来越大。在宜兴所有志书中,到雍正四年(1726年)有“贡芽茶一百斛”(参见雍正《宜兴县旧志》卷三)记载后,没有查找到其他有关贡茶的记载,在嘉庆二年的《重刊荆溪县志》和光绪八年的《宜兴荆溪县新志》中有关宜兴茶叶税收的记载里,都明确说明有“额外芽茶一百斛,折价十六两(正银)”,但都没有说这“一百斛”芽茶是作什么用的,贡茶到此已经逐步演化为一种实物税。从这些记载中可以推知,极有可能是在“碧螺春”进贡以后,宜兴贡茶进一步裁减,到乾隆“恩宠”龙井茶后,宜兴茶这种实物就不需要进贡了。
从唐代李栖筠守常州的代宗永泰元年(765年)至大历二年(767年)左右,宜兴茶开始走进宫廷,到乾隆年间(1736年-1795年)宜兴茶走出宫廷,期间整整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为宜兴茶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誉,在加重茶农负担的同时,有力地促进了宜兴及周边地区茶叶种植技术的发展和制作工艺的提高,推动了茶叶经营和销售水平的整体提升,使宜兴南部山区形成了经久不衰的传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