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日本球员中村寅吉赢下了在本土举行的国际级赛事——加拿大杯(今天的世界杯)，开启了作家田 中义久所称的“第一次战后高尔夫盛世”。从1957年到1961年，高尔夫在日本红得发紫，由公司管理层和经理们所组成的新兴中产阶级——有人说他们是去贵族化的新兴精英群体——纷纷涌向果岭。人们对高尔夫的需求越来越大，新建球场也如雨后春笋般四处涌现。利好因素不止一点：对公司来说，打球费用可以像找艺妓陪酒和饕餮大餐一样计入“招待费”，这就意味着球打得越多，税就可以付得越少。
球场里的轨道式自动传输系统，不光可以送球包，也可以送吃的和啤酒。(东京都八王子市GMG球场，1989年6月。)
整个60年代，日本的球场数量都在稳步增长。到了1971-1974年的“第二次战后高尔夫盛世”，这个成长曲线再次迅速向上拉升。60年代末，电视上开始转播高尔夫赛事，更多的中产阶级职员开始对这项运动产生了兴趣。这正是被称为“团块世代”的日本战后婴儿潮一代进入社会成家立业之时。50年代末期高尔夫与商业精英的结合，给年轻的上班族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会打高尔夫，是未来想要获得提升的必要技能。这也是日本流行文化真正萌芽的年代：普通人也可以轻松消费黑胶唱片、非主流服饰、立体声音响和杂志了。日本开始成为世界工厂，辛苦挣来的工资当然要花一些在娱乐和购物上回报自己。
虽然80年代早期高尔夫产业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但1986-1989年的“泡沫经济”又造就了“第三次战后高尔夫盛世”。一切能够让一项精英休闲运动流行开来的要素在这时都齐备了：财富急剧增长、货币快速升值、全社会炫耀性消费成风。泡沫经济时期一切都指向极致——上班族们普遍实现了战后对西方式奢华生活的各种向往。他们穿着黑色阿玛尼套装，每晚在银座酒吧侍女的陪伴下兑水狂饮尊尼获加蓝牌威士忌。高尔夫方面，许多公司突然有了大笔现金，可以投资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证，也可以请全公司员工去夏威夷度假，怎么奢侈怎么来。当上班族成为了社会中坚，作为他们头号休闲运动的高尔夫，影响力当然越来越大。就在企业战士们过着天堂般的高尔夫日子的同时，女性球手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壮大。90年代早期，全日本的高尔夫人口里女性已经占到了两成以上。
感谢强劲的经济发展和媒体不遗余力的宣传，高尔夫在日本一路凯歌高奏，越来越多的新人投身其中。在日本，高尔夫一直是一项奢侈运动，正是这个国家，在业已昂贵不堪的球会入会费之外，发明了“果岭费”的概念。高尔夫始终是上层社会的宠儿，所以随着收入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拿起了球杆，因为这是一种跻身上流的身份证明。所以，起初是国际化了的日本人通过加入在本国的外国人俱乐部来表明自己的世界性，后来是新兴中产阶级中的佼佼者在模仿战前的精英。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高尔夫仍然是一项体现尊贵身份的运动，但已经不再如以往那样难以接触了。灯光练习场遍布东京，白领们对着球网挥汗如雨，为下一次公司出钱请他们打18洞做准备。泡沫经济时期，日本人成了全世界的高尔夫消费者，他们挥舞着数额惊人的大额支票，席卷所有知名球场。以新加坡为例，会员证再贵也不能阻止日本人的涌入，导致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出台法案，要求球会将外国会员人数限制在30%以内。
其实，高尔夫在战后日本的发展曲线——奇迹般的上升曲线——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地方，但高尔夫为什么能够如此长久地成为日本的国民梦想呢?50年代，人人都梦想着有一台电饭煲和一台电冰箱，但到了60年代，这样的配置就已经很稀松平常了。网球在同一时期兴起，但随着80年代中期大学网球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这项运动也逐渐走入低潮。与之相比高尔夫有双重优势：始终成本高昂，即使收入增加也不是触手可及。而且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它对身体的要求并不严苛。你越老、越有钱，就越能多打高尔夫。球场建设的脚步已经跟不上打球人口的增长速度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导致打球费用总是维持在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要皱皱眉头的水平，这也导致公司招待费预算成为推动高尔夫发展的关键因素。虽然腰包鼓鼓，但在泡沫经济时期，想要真正打一场球其实并不容易。你需要提前几个月预约，同时交上超级昂贵的果岭费。因为国土有限，高尔夫成了越贵越红、越红越贵的稀缺资源。拿LV手袋比较，它一开始也是以上层社会专属的标志。但到了2005年，尽管地铁里的日本女孩几乎已经人手一个，但依然是越涨价越有人买。也就是说，高尔夫与大众追风之间这种“你已经够得着、但必须踮着脚”的天然距离，反而进一步增强了它的尊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