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医临证内科的发展

　　在近代西医的传入促进了当时医学的发展，其实在当时中医对当时的人民健康也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同时还使得中医的发展更进了一步。那么你知道在中医在近代内科上有哪些发展吗?通过下文来看看吧。

　　在近代百余年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医疗实践又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近代中国传染病流行猖獗，中医中药治疗热病(包括喉、痧、痘、麻等)有很好的疗效。在总结临床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了仲景的伤寒学说和清代的温病学说。而且近代医家趋于从临证实际出发，吸收经方、时方之长，融合伤寒温病学说;此外，临证各科之间相互渗透明显，如在外伤科的诊疗中，注重运用内科理论指导，采用大量内科方药诊治外伤患者，取得了明显的临床效果;西医传播对中医诊疗方法的影响也是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特色。临证各科在医疗实践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如妇、儿、针灸、推拿、气功等均取得相当进展，刊行了大批的专科医著。总之，临床医学内容十分丰富，它是近代中医学发展的核心。本章仅就学科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突出成就作一概述。

　　一、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

　　对温病理论中新感伏邪的进一步认识

　　在近代医学发展的历程中，对温病学有贡献的医学家当首推王孟英。王孟英《温热经纬》中，突出的特点是，将湿病分为伏气、新感两大类，详析其病因及辨治方法。

　　王氏关于伏气、新感温病的观点并未得到一致赞同，叶霖批评他说：“温暑为病多属外邪逗引伏气，惟当视其内外之轻重而消息治之，苟无伏气只外感微邪治亦易易，海宁每讥吴鞠通界划三焦，而自却强分内外，叶香岩发挥景岳全书于温暑条下言之綦详，此篇(叶天士温热论)辨论营卫气血之理，内外轻重之机，而示人以活法，何得更定为外感温热而不系伏气，岂必阳明白虎栀豉数证始可谓之伏气哉，强作解人妄事穿凿陋矣。”(邓铁涛，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中医杂志，1955，6(5)：)。

　　关于新感伏邪，雷丰也有自己的认识。雷丰著有《时病论》(1882)一书。他以四时为主线，阐述了不同季节外感病的发生发展机理和特点。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的交替，四时又各有主气，感受不同的时气，可引起不同的疾病。雷氏将四季之病的因、脉、证、治，条分缕析，互相比较，对后世全面认识和治疗四季新感之病，大有裨益。除了新感病之外，雷丰还对伏气病多有发挥，他极力推崇伏气学说，《时病论》就是将《素问·生气通天论》中“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飨泄;夏伤于暑，秋病亥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八句经文作为全书的纲领，足见其对伏气学说之重视。他将不同季节的伏气为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概述了时病62种，拟定治法64则，临证验案85例，附论13首，在治疗方面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论述。

　　柳宝诒(1842～1901)，主要著作有:《温热逢源》、《柳选四家医案》、《柳宝诒医案》、《惜余医话》等。在温病学方面，以《温热逢源》(1900年)贡献大。《温热逢源》共三卷，是专门论述伏气温病的著作。柳氏的学术观点，进一步发挥了王孟英的有关伏气温病的学说。

　　对温病的治疗

　　自1840年以后，由于江浙一带经济、科学、文化比较发达，再加上交通便利、河流密集、人口流动大等原因，温病流行频繁,因此,温病学家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有些医家虽然从理论上承袭前人，但在治疗方面却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王孟英根据叶天士、吴鞠通的经验和自己的临床体会，明确提出了治温以保阴为第一要义。他对喻嘉言所谓“人生天真之气，即胃中之津液”论点推崇备至，认为保阴要以生津益胃、滋补肾阴为其要旨。胃中津液不竭，人必不死，因而“救阳明之液”是治温热诸病之真诠。王氏常用石斛、沙参、西洋参、花粉、麦冬等濡润胃津，尤善用西瓜汁、梨汁、蔗浆等果汁以甘凉生津。同时，考虑到病人多为真阴不足，上盛下虚，感受温邪往往导致肝风骤动的营血险证，仅用清解凉营法已不能效，故常加入“三甲”、“二至”、阿胶、枸杞等滋填真阴之品，以获良效。

　　金子久(1870～1921)，名有恒，近代浙江名医。金氏对温病学派探研甚勤，尤得力于叶氏《临证指南》和喻氏《寓意草》，并有所发挥，而且能结合临床，随宜而用。他将温病概括分为四个阶段。病在气分时，金民没有拘于吴鞠通的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四大”学说，常根据病人体质和证情的不同，灵活化裁。如同时兼有表证未解或阳气不足的，用桂枝白虎汤;兼有湿热症状时，加苍术为苍术白虎汤等等;病在营、血分时，选用三甲复脉汤以滋阴养血，柔肝熄风;恢复期，强调养胃阴。陈良夫(1869～1920)，名士楷，自号静庵。近代浙江名医。对于温病时邪，陈氏推崇叶、薛、吴、王诸家，他认为温病有新感温病、伏气温病和新感引动伏气等不同，其诊疗以卫气营血为辨证依据，以汗、下、清作为治疗的大法。对于温病夹痰、夹肝气的治疗尤有独到经验，并特别重视温病治疗中的养阴保津。范文甫(l870～1936)，名赓治，晚号文虎，浙江鄞县西郊人。他家学渊源，儒而后医。他尊《内经》、《伤寒论》为医学源泉，并参合后世诸家以兼收并蓄，善于治寒，长于治温。他认为，治温病之法，当以护津为要，常用梨头、花粉、芦根、生地等药，辨证论治予以应用。在学术方面，他赞同陆九芝指出的阳明病就是温病，白虎汤即为温病的治法。认为“伤寒方可治温病，温病方，又何不可治伤寒。”因而，仲景之白虎、承气、复脉、黄连阿胶诸方，为其治温病所习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对传染病的认识

　　清代以后，由于中外交流日趋频繁，许多新旧传染病如鼠疫、天花、白喉、猩红热、实性霍乱等都严重地流行，1840年以后，虽然传染病学没有成为独立的专科，但却受到医学家的普遍重视。

　　(1)鼠疫

　　此时期有关鼠疫的著作，主要有：1891年吴学存撰《鼠疫治法》，在此基础上，罗汝兰1895年改编增补为《鼠疫汇编》;1901年又经郑奋扬重新编纂，增订为《鼠疫约编》，该书列有探源、避疫、病情、提纲、治法、医案、验方共八篇，论证鼠疫病因是由地气爆发，热气熏蒸，鼠先受之，人触其气，流行成疫;病机是热毒迫血成瘀，主张采用上、中、下三焦辨证，治疗移用王清任《医林改错》中的活血解毒汤加减，其著述有一定见解。1910年余伯陶农吴、罗、郑著述的基础上作《鼠疫抉微》，分成病情、治法、药方、医案四部分。郁闻尧于1910年作《鼠疫良方汇编》，曹廷杰1911年著《防疫刍言》。另外，何廉臣编撰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中，载有鼠疫验案十余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中医治疗烈性传染病的水平。

　　(2)霍乱

　　根据范行准先生所考，西方于1817年出现第～次霍乱大流行。之后在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由海路带至广州，至此，中国才有真性霍乱，即除了上述消化系统症状外，伴随大规模的流行，死者不计其数。由于此病传入之初，不分其病源，故也与鼠疫一样，根据其病状而命名，如“吊脚痧”、“痧症”、“绞肠痧”、“瘪螺瘟”、“麻脚瘟”等。

　　有关霍乱的著述，主要有：

　　王孟英于1838年(道光18年)著《霍乱论》。王氏生值霍乱流行时期，尤以江浙、上海一带为甚。他在整理临证经验的基础上，阐发见解，详细论述了霍乱的病因病机和辨证治疗，并附有医案验证，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其治疗方法：热霍乱——兼湿者，分利阴阳，祛除暑湿，用胃苓汤;热甚者，清其暑火，潜消其湿，用桂苓甘露饮。伤暑霍乱兼厥逆烦燥者，用燃照汤;霍乱转筋者，宜蚕矢汤。寒霍乱——病轻者，用藿香正气散或平胃散;病重者，见元气耗散，阴盛格阳，宜理中汤或四逆汤加食盐并服。除此之外，王氏还广泛采集治疗霍乱的简效方法，王氏还详辨了霍乱常用药物75种，并创订新方8首，皆有卓效。王氏对于该病的治疗成就是不可低估的。

　　方连撰《霍乱辑要》。田晋元，于1847年著《时行霍乱指迷》，他将霍乱称为“时行霍乱”，基本接近现代医学中流行霍乱的含义。徐予默，于道光中期作《吊脚痧方论》。其它有关霍乱的著作有：华岳的《急救霍乱方》(1857年)，江曲春的《霍乱辨证》(1888年)，姚训恭的《霍乱新论》(1902年)，恽铁樵的《霍乱新论》(1928年)，凌禹声的《霍乱平议》(1930年)，刘亚农的《霍乱痢疾合编》(1934年)，徐相任的《徐氏霍乱论》(1938年)。

　　关于霍乱的治疗方法，多数医家主张回阳救逆。尤其是张聿青，力剖烦渴之假象，指明“投理中回逆而得生”。有些医家，还自拟方剂，也有较好的疗效，如张锡纯用“急救回生丹”治霍乱阳证，“卫生防疫宝丹”则阴阳双调，颇为当时同道所称颂。范文甫则采用王清任的“急救回阳汤”、“解毒活血汤”予以治疗。

　　(3)天花

　　牛痘术自1805年传入我国(邱浩川《引痘略》)后，已开始广泛传播。当时许多地方还成立了牛痘局推广接种。此期关于天花的论述，从理论上没有太多的发展，主要是记载种痘方法，如1847年王锡鑫的《痘科切要》，1847年王伯伟的《天花八阵编》，1865年郭昆山的《痘证慈航》，1885年武荣纶的《牛痘新书》等。

　　4、与传统温病理论持不同观点的论述

　　在近代的100多年中，温病学从颠峰时期到开始有人对它提出怀疑，医学家们对温病学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争论，这在学术上是值得称道的。只有这样一门学科才能真正有所发展。遗憾的是近代只是有一些不同看法，并未形成一门学说，这种状况值得我们深思。

　　二、经方学说的发展及其学术思想

　　明清以来，由于温病学派的兴起，外感热病的诊治研究打破了以《伤寒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并逐步蔚为主流。但是伤寒学派的发展并没有停滞。相反，由于对立面的存在，更促进了学术间的争鸣。此期的经方学家，其言行论著多具论争色彩，更加重视临床疗效的提高与理论的探索，并尝试沟通中西医学为其时代特色。

　　陆懋修(1818～1886)字九芝，推崇仲景之学，屡以经方治愈温热大病。著有《伤寒论阳明病释》四卷，认为《伤寒论》中，除桂麻二首外，大半皆治温治热方，伤寒由太阳传入阳明则为温病，“阳明为成温之薮”(引柯氏语)，惟寒凉之撤热力始足以救阴。他通过对阳明病证的深研覃思，丰富了对阳明病证的认识。

　　唐宗海(1846～1897)，对《内经》及经方学说有深刻理解。他曾为陈修围的《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增补订正。撰写《伤寒论浅注补正》七卷(1890年)、《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九卷(1893年)。

　　陈伯坛(字英畦1863～1938)，广东新会人，行医于广州、香港。临证之余主要致力于仲景学术的研究，曾主办中医夜学馆，专授《伤寒论》。暮年复设伯坛中医专校，传授长沙之学。撰有《读过伤寒论》(1929年)、《读过金匮》(1938年)、《麻痘蠡言》(1933年)等。

　　曹颖甫(1866～1937)所撰《经方实验录》是他一生应用经方治疗疾病的忠实记录。既有大量治而得生，也有少数治而不验终至不起的病案。通过此书，使学者和《伤寒论》方并非不能治今病，惟贵在通变。曹氏又以数十年研究心得，撰写《伤寒发微》、《金匮发微》二书，考据精详，专务求实。推崇张隐庵、黄坤载二家。

　　包识生，(约1874～1934年)名一虚，字德逮，福建上杭人。祖父辈精医，幼承庭训，宗尚经方。著有《包氏医宗》三集，所论多为仲景学说。

　　恽铁樵尝问学于婺源汪莲石。汪是伤寒名家，有《伤寒论汇注精华》行世。恽氏对伤寒方的信任来源于家人爱子存殁的切身体验。当时废止派攻击中医理论的势头正盛，而中医界有些人散布的“仲景学说已经过时”的言论在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恽氏对此进行了驳斥与批评。他在有关《伤寒论》及寒温之争方面的著作有《伤寒论研究》(1923年)、《伤寒论辑义按》、《温病明理》(1928年)等。

　　祝味菊(1884～1951)，临证好用温热重剂，擅用附予，人称“祝附子”。他对于伤寒的学术思想与世医颇不相同。著作有《伤寒新义》、《伤寒方解》、《伤寒质难》等。对伤寒发病病理，祝氏重视机体的抗病能力，主以“五种阶段”代替六经。他说，“一切外感，无论其为何种有机之邪，苛其有激，正气未有不来抵抗者。其抵抗之趋势不分五种阶段，所谓六经证侯，亦不出五段范围”，“署之所谓六经者，乃代表五种抵抗程度耳。太阳为开始抵抗，少阳为抵抗不济，阳明为抵抗大过。太阴少阴同为抵抗不足，厥阴为后之抵抗”。祝氏的五段说证之今日，与西医免疫学说的某些内容相符，为近代外感热病研究中的新见解。

　　陆渊雷撰《伤寒论今释》八卷(1930年)，即其所谓“持科学以寻大论之旨”，“用古人之法释以今日之理”者。他对伤寒病因证治的认识主细菌感染和分泌毒素。发热恶寒为人体产生抗毒力即正气抵抗病毒的表现，仲景治外感热病主要即在于调动机体的抗毒能力——自然疗能，发表解肌及攻下等的目的是排除毒素和代谢废物等，这也是当时不少医家的普遍认识。

　　谭次仲(1897～1955)，字星缘，广东南海人，通过自学对中西医都有涉猎，曾在香港任广东保元中医学校校长。撰有《伤寒论评志》(1935年)。

　　闫德润，1923年毕业于南满医学堂。1927年赴日留学于东北帝国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闫氏虽出身西医，但受家庭影响，对中医研究有素，又熟谂日本人近代研究汉医的著作，对中医基本持肯定态度，论著甚多，是近代西医界少数认真研究中医而成就较高者。所撰《伤寒论评释》(1936年)分“证状明理论”和“治疗辨正论”两篇。上篇运用近代知识对《伤寒论》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下篇分伤寒方为12类，每方药味除综合记载古人论述外，并结合近代研究成果对生药鉴定的有效成分、药理作用以及每一处方都作了介绍与评释，有助于今西医之间的互相学习。

　　余无言(1900～1963)，字择明，江苏阜宁人。幼随父奉仙学医，喜钻研仲景学说。后问学于西医俞凤宾。余氏治西医较深。有关仲景学说的著作有《(图表注释)伤寒论新义》(1939年)，《(图表注释)金匮要略新义》(1952年)等。近代较有影响的经方学家尚有四川吴显宗(棹仙)，陕西黄谦(竹斋)等。

　　三、寒温融合学派的兴起

　　伤寒学说是温病学说的基础，温病学说是伤寒学说的发展，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寒温两说发展到清代后期，又在寒温分立的局面中逐渐派生出寒温融合的医学流派。

　　所谓寒温融合，是二者从病因、病理变化、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融合成为一个体系。这种过程是逐渐形成的。

　　近代对伏邪研究较为深入的，首推蒋宝素。蒋宝素(1785～1873)，号问斋，京口(今江苏镇江)人，一说丹徒人。承其父椿田之学，又得同里名医王九蜂传，所著《医略十三篇》(1840年)有六淫门十三卷。蒋氏将人体与寒邪的关系分为三种，认为伏邪温热诸证都是由于冬时伏寒所致。寒是冬日的正邪，根据《内经》理论“正邪之中人也微”。冬三月为阳气闭藏之时，寒邪本不能伤。如逢肾亏形劳之人，精摇于内，汗泄于外，虽能避严寒杀厉之，而不知避正邪的潜入，寒邪乘虚深入少阴，“真阳复敛，进不能攻;腠理返密，退无归路”，势必盘踞于膜原。并说膜原在脏腑之外，形骸之内，此处有形积聚尚且能容，何况无形寒气。伏寒因春天温气而发，故名温;因夏天署热而发，故名暑;因湿而发，故名湿温。此其一。假如其人肾气不虚，腠理密而不避风寒，触冒严寒杀厉之气。因肾不虚，寒邪不能入肾，直袭足太阳膀胱寒水之经，则为正伤寒，当从仲景伤寒治法。此其二。如肾虚之人，又不避严寒杀厉，则为直中三阴之危证。此其三。关于治伏邪大法，以攻邪为上策，辅正祛邪为中策，养阴固守为下策。(蒋宝素：《医略十王篇》卷三，“伤寒第三”，卷八“伏邪第八”快志堂藏扳刻本，1850：)，蒋宝素对伏邪的阐发对后人启发较大，柳宝诒即在蒋氏认识基础上予以发挥。

　　陆九芝是有名的维护《伤寒论》的医家，但他并不否定温病的存在。他承认伤寒自伤寒，温病自温病，但认为温热有发自阳明和伤寒传入阳明之分，伤寒入阳明赤即为温病。在治疗方面，陆氏控治温热，善用经方。批评温病学家对阳明证不敢用承气、白虎等方，主张惟寒凉之撤热力始足以救阴，重视胃系温病，反对治胃用肺、撤热不力。总之陆九芝融合寒温主要在于治疗，认为伤寒方即足以治温病，伤寒温清两法分治寒温两疫亦甚合。

　　柳宝诒主张外感应以六经为辨证的总纲。他对叶吴学派废六经的做法曾有批评。

　　莫文泉(1862～1933)《研经言》认为伤寒、热病有别者，别于诊，不别于症;别于法，不别于药：“伤寒皆先汗后下，温热或先下后汗，法之别也。然而汗则麻葛，下则硝黄，伤寒之汗下以是，温热之汗下亦以是，非药之无别者乎。由是推之，伤寒虽因于寒，一经化热，舍黄连石膏吏用何药以凉之;温热虽已为热，倘或过治，舍干姜附予更用何药以温之。”(莫枚士：研经言·伤寒温热证治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

　　在上述基础上，俞氏提出治外感病的六经总诀;“以六经铃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概疫证为变通之捷诀”，将六经与三焦联系起来作为热病知常达变的诀窍。何秀山复予阐发：“病变无常，不出六经之外，《伤寒论》之六经乃百病之六经，非伤寒所独也，惟疫邪分布充斥无复六经可辨，故喻嘉言创立三焦以施治。上焦升逐，中焦疏逐，下焦决逐，而无不法重解毒，确得治疫之要”。指出在疫证治疗上三角辨证对六经体系的补充作用。何廉臣由此总结出：“定六经以治百病，乃古来历圣相传之治法;从王焦以治时证，为后贤别开生面之治法”，(何廉臣，通俗伤寒论·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1959)，可谓不薄今人厚古人。综观绍派伤寒，其辨析诸证颜为明晰，条列治法，温寒互用，补泻兼施，实有将伤寒、温病以及重要内科杂病专妇儿分科病证融于一炉之慨，而无偏主一格之弊。

　　时逸人(1896～1996)，江苏仪征人，后迁居镇江，从师汪允恭习医，以擅治温病时疫著称。著《中国时令病学》(1930年)，将因时令气候变迁所发生的病证，如春之春温、风温，夏之暑温、湿温，秋之秋燥、伏暑，冬之伤寒、冬温等四时发生而无传染性的疾病列为时令病。对于各病分定名、原因、病理诊断、治法等予以科学整理与论述。对新感伏邪、六经三焦、营卫气血与太阳的关系以及兼病、夹病、并病等都有自己的辨析见解。如他认为吴鞠通三焦为病证深浅界限的符号，上焦代表病证初期，中焦代表病证续进期，下焦代表病退身弱期等。书中汇集伤寒与温病学说，并汲取俞根初、石芾南、何秀山、何廉臣之论。

　　从寒温一统到寒温分立，又到寒温融合，这并非历史的重复，而是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统一。它标志着学说的发展，学术的进步，透过这一至今末衰的寒温融合过程，反映出近代中医在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方面取得很大的进步。

　　四、杂病治疗的进步

　　近代医家在杂病论治方面承袭了一份十分丰厚的财产，得以在比前人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新的探索与研究，因而立论更为公允、全面、准确。

　　1、中风

　　费伯雄主张本病由正虚而外风侵袭所致;由正虚而外风侵袭所致;“正气一虚，外风乘间伺隙，由表入里，中络中经中腑中脏”(费伯雄：《医醇剩义·卷一》“中风”，引自：孟河四家医集，江苏科技出版社，1985)。丁甘仁认为真中类中二者确有缓急之分。在体质方面必须辨别阳虚与阴虚，有痰与无痰，以此来决定治疗方法。

　　张锡纯(1860～1933)倡导“衷中参西”，主张以中医为主体，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因而在对疾病的认识上接受不少西医思想。他曾读过《中风斠诠》，对二张之说深有同感，张氏并指出，中风有充血性者缺血性两种。河间之主火，为脑充血;东垣之主气，为脑贫血。一实一虚，避不相同。清末王清任对于此病专以气虚立论，设补阳还五汤重用黄芪至四两。张氏认为，若遇脉虚而无力的，用之可以见效;若其脉象实而有力，证属脑充血重用甘温升补之黄芪，以助其血上行，必至凶危立见，不可不慎。关于脑出血与知觉运动受损的关系，如云：“其所出之血著于司知觉之神经则神昏;著于司运动之神经则痿废。此证左半身偏枯，当系脑中血管所出之血伤其司左边运动之神经也”(张锡纯：医学哀申参西录·三·医论·论脑充血之原因及治法，河北人民出版，1975)。在引进西医知识方面较前人进了一步。在治疗和用药方面，他吸取友人朱钵文经验，主张：“宜于引血下行药中加破血之药以治之”。自拟建瓴汤如大黄和镇肝熄风汤为时人所赏用。张氏重视本病的早期发现，认为中风朕兆较他病尤为显著，出现也早。

　　综上所述，近代医家对中风病的研究不再屑屑于真中类中之争，在病因发病方面倾向于内外因结合而以机体内在病理变化为主。对中风与脑的关系受到西医知识和近代科研方法的启发，从识病角度对疾病本质有较前更为深刻的认识，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2、虚劳

　　费伯雄认为，劳是五脓积劳，伤乃七情受伤。他把劳病分为思虑太过则心劳，言语太过则肺劳，怒郁日久则肝劳，饥饱行役则脾劳，酒色过度则肾劳，分属五脏。指出初起气血尚盛，虽日日劳而不自知。等到愈劳愈虚，水谷之气一日所生精血不足供一日所用，血耗气亏，诸症蜂起，遂成虚劳。又把伤病分为喜伤、怒伤、优伤、思伤、悲伤、恐伤、惊伤，分系七情，重祝情志在伤损病中的致病作用。并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人人皆有，若发而中节，何伤之有。惟未事而先意将迎，既去而尚多留恋，则无时不在喜怒忧思之中，七情偏胜，因而受伤。但七情易伤及五脏，而归本于心，因而治疗情志损伤好脾肺肾之病，必兼心脏施治，始为得法。此外，在治虚劳方面重视脾肾及善用调肝养阴，为其特点。伯雄孙费绳甫继承家学，擅治杂病，尤以虚劳、调理病居多。他治病兼取东垣丹溪二家之长，认为东垣补阳，丹溪补阴，是治病两大法门，不可偏废。对虚劳病宗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说，但避免应用苦寒伤阳之药。遇有脾胃虚弱的，则用培土生金法，宗东坦补土学说，但慎用升提燥烈伤阴药。费绳甫并认为，东坦虽重脾胃但偏于阳，清初医家吴师朗补脾补阴法，实能补东垣不足。丹溪虽补阴，尤重在补肾阴，但弊在苦寒滋腻。他主张脾虚补脾，肾虚补肾，惟必须胃气调和，因胃关系人分身气血，至关重要，若胃气不和，则滋补肾阴徒令凝螮，温补脾阳反劫胃阴。因此，见有胃阴虚的即养胃阴，胃气阴并虚的，养胃阴兼益胃气。正是由于他继承了李朱二家及吴师朗、费伯雄的学术主张，在虚劳方面以清滑润平稳为主。能独树一帜，取得较好疗效。(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孟河费绳甫先生的医学理论和治疗经验，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176～177)。清末民初受西医学影响，当时通常以肺结核病比附中医的虚劳病，从今衍生出肺痨、痨病、肺病等名称，并有《肺病论》(1914年葛廉夫、葛荫春合著)、《痨病指南》(1920年秦伯未撰)、《虚劳研究》(1936年朱振声编)等著作出现。

　　3、血证

　　唐氏在《血证论》中以阴阳学说为纲，对水火气血的相互资生相互联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为血证的深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指出;“人之一身不外阴阳，而阴阳二字即是水火，水火二字即是气血，水即化气，火即化血”(唐容川：血证论·卷一·阴阳水火气血论，上海科技出版社，1966)

　　对于血证的治则，唐氏以抑气降逆为指导思想，主张宜用下法、和法而禁忌汗法、吐法。他说，血家忌是动气亡阴，发汗则气发泄而血随气溢;吐法则助其逆势而气上不止。宜用下法以折其逆气。同时，血证气盛火旺居多，下法兼窝“上者抑之”，“急下存阴”之意，攻之即补之。当然，如实邪久留，正气不支，或大便溏泻，则只可清润降利，不宜峻下。至于和法，尤为治血证第一良法，使其阴阳表里寒热气血水火相和。四法之外又有补法，当根据血证宜忌而斟酌用之。

　　4、肝病

　　费伯雄十分重视对肝脏的调治，他认为肝脏和营血有者密切的关系。而营血的不足是肝脏病变的重要因素。因此他在临床上善用调营治肝，以治疗一般虚怯症和危急重症，费氏的治疗思想主要体现在《医醇剩义》中的二十余首处方和费氏医案中。主要有疏肝解郁法、平肝熄风法、清肝泻火法、温肝散寒法、补肝养血法、肝胆同治法、肝脾(胃)同治法、肝肺同治法等。既有针对肝脏本身的，也有结合其他脏腑的治法，提纲挈领地反映了肝脏病变的临床特点和传变趋势。费氏治肝方剂均来自医疗实践，配伍严密，值得探讨。丁甘仁擅治杂病，对治肝素有研究。后人整理他的医案，将其中涉及治肝法及其方药归纳为十法。计有养肝熄风、柔肝养血、凉肝涤痰、滋肝潜阳、清肝滋肾、泄肝和胃、疏肝理气、疏风明目、清肝降火、清肝化湿等。1931年赵树屏撰《肝病论》，浅近易懂。

　　结语：看完上文的介绍，相信大家对于近代中医学的发展有了一定的了解了，文中主要给大家介绍了当时中医在内科方面的发展，这些理论和实践活动对后来传统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