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伤寒杂病论》倡用“风湿”一名，创立了理法方药相结合的风湿病辨证论治方法，《金匮要略》以脏腑经络为辨证核心诊疗风湿病，张仲景在《内经》论述的基础上，列风湿、历节、血痹、虚劳腰痛、狐惑论治。《中藏经》提出“暑邪”与“气”（愁忧思喜怒过多）也可致痹。并提出“痹者闭也”的病机名言，一直影响著后世医家。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医风湿病的临床病证学发展期，《诸病源候论》及《备急干金要方》等问世，推动了中医风湿病临证医学尤其是病候分类和针灸疗法的发展。这一时期风湿病的证候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风湿病的辨证治疗。
在治疗上主张汤、熨、针石、补养、宣导等综合疗法，继承《黄帝内经》“杂合以治”的思想。但遗憾的是，这些证候均被列于风病候、虚劳候等内，未遵《内经》将其设为专病，对风湿病的学科发展不利。直到清代，还有医家将风湿病列入风门讨论。
经过汉唐长期的经验积累和方药荟萃，客观上需要给以中医风湿病总结，随着我国造纸、活字印刷术发明的出现，为风湿病大规模总结及随之引发的争鸣创造了客观条件。此时期个人著作也有很多创新及不同的学术观点，引发更深入的争鸣。至金元，以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丹溪为代表的医家，从临床实际出发，不拘泥经方，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再次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风湿病学的发展。金元时期，由于受“古方不能尽治今病”的影响，极力提倡辨证，反对机械地套用《局方》，因此对风湿病的辨证论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风湿病的病名诊断被淡化，对《内经》、《圣济总录》奠定的风湿病命名与分类体系继承不够。这种重辨证、轻辨病思想当然不利于风湿病学科建设与发展。
